亲历者还原隔离审查时的江青

1976年10月6日，日落时分，江青于北京景山公园采摘苹果。然而，仅隔四小时，她便被实施隔离，接受审查。

来源：人民网、凤凰网

作者：阎长贵、李宇锋

主持人：郑仲兵、李宇锋

李宇锋（简称：李）：您曾是江青生命的最后一位护理者，伴随她直至隔离审查之际，并见证了她在服务与监护之间的角色转变，这一过程颇具意味。请您就相关经历与我们分享一二。

马晓先（简称：马）：我的职责是从事护理工作，日复一日地处理具体事务。因此，我们所经历、所听闻、所目睹的，不过是日常生活中那些平凡琐事。

正如赵柳恩和周淑英先前所述，我们这些护士与众不同，职责范围远超一般护士或保健护士的范畴，我们承担着更为广泛的责任。

回想起初入钓鱼台十号楼的日子，那场景宛如一部电影：她醒来，铃声响起。伴随着铃声，护士迅速无声地递上漱口杯和体温计，服务员即刻送来热水，秘书忙不迭地整理办公文件，厨师则开始准备膳食……每当铃声一响，整个十楼立刻陷入忙碌的运作之中。

自然，我观察到这里的员工们相处融洽，彼此协作无间，默契十足。我主要负责接替小赵（赵柳恩，马晓先的前任）的工作，交接过程十分细致入微。

事实上，重大事件并不多见，然而琐碎之事却层出不穷，且往往事故多源于此类微不足道之事，在其他场合或许不值一提，然而在此地却足以被放大，演变成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议题。

然而，我在这一阶段所经历的与她们在时略有差异。小周（周淑英）她们在时，生活护理的工作似乎更为繁重，而我在此期间，并未感受到那种特别严格的生活护理要求。

赵柳恩（简称：赵）：别的呢？

马：一切如常。置身于此，汪东兴对我所交代的是：只需确保在组织上保持服从，专心致志地完成工作任务，尽量避免频繁向保健处领导请示，亦无需常向家中电话告知。对于家人，亦无需透露过多，面对单位领导，亦无需递交书面条子。若遇任何问题，可直接向我或张耀祠寻求协助。

我并无过多所求，既可随你之愿留于此地，亦能遵从你意随时离去，全凭你的决定。

在我抵达此处之前，心中早已有所准备，深知此处的工作颇为不易。自李讷怀孕初期那次发烧起，我便开始照料她，直至分娩。期间，我对她的孕期护理、用药指导以及临产前的各项准备均倾注了心血。产后，她的身体恢复、中药调理等事宜，亦均由我亲自照料。直至她聘请了阿姨，大约三四个月之后，我才得以抽身离开。

不久后，在保健处长的陪同下，汪主任与我进行了一次交谈，提议我转至江青处任职。我以妻子患有急性肝炎，全身泛黄为由，婉拒了这一提议，担心自己若前往可能会传染疾病，责任难以承担。这不仅关乎我个人，也涉及组织层面的责任。

汪主任闻言，脸色不禁略显惊恐：“那便作罢，作罢，我另寻他人！”

首先，护士须具备科班教育背景；其次，性情需温和可亲；再者，若能育有子女则更佳（因对待孩童需有足够的耐心，对她的照料也同样需要耐心）。汪东兴评价道：“你倒是挺符合这些要求的。”他接着说：“目前正急需你去她那里工作。”

“即便你内心有异议，只要在组织面前服从即可。”

当时我迫于无奈，只能前往。对于初次见面的印象，如今在我的记忆中已显得颇为淡薄，仅记得与她见了一面，我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，似乎并没有聊及其他，甚至未能握手。

事实上，在该公司任职期间，我们对她的睡眠质量给予了高度重视。只要她得以安睡，全体同事都感到愉悦。翌日清晨，我们询问她的睡眠状况，她总是轻描淡写地回答：“还好”或是“一般般”。即便是一般般，只要她睡眠充足，她的面色看起来便十分舒畅。当我们将此喜讯告知其他同事时，每个人都洋溢着喜悦之情。

我记忆犹新的是她走廊上铺设的那块地毯，由于地毯之下是硬质地板，每一步都伴随着咯吱咯吱的声响。似乎是一位工作人员，在那些地毯上用粉笔细心地画出了许多圆圈，标记出了那些发出声响的具体位置。我们在行走时，会特意绕开那些标记的圆圈，选择走那些未被划定的空隙，以免脚步声再次打扰到她的安宁与睡眠。

每当她击响铃声，你必须立刻行动，否则难以让她仅鸣响一次；然而倘若你步伐过快，便会气喘吁吁，这同样是不允许的。于是我们决定先加快脚步，待接近她面前时，稍作停顿，调整呼吸，平复心情，然后才踏入。因此，那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紧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逐渐适应了这种节奏。

“半个小时后就会觉得精神多了。”那茶水真是苦涩无比！然而，奇迹般地，真的在过了半小时后，我精神焕发。自此，我便记下了这个经验，每当感到困顿时，便会依照她的方法来提神。

我们的工作安排自然要遵循江青的作息规律，通常她入睡后，时间大约是在凌晨五六点。然而，那时人们往往精神饱满，面临这样的状况，您若说不休息，那第二天接班又该怎么办呢？于是，我便拉上窗帘，服用安眠药进入梦乡。那段时间，我尝试了几乎所有类型的安眠药。以前，我能够连续睡上六七个小时，醒来后头脑清晰，工作效率极高。但后来在那段时间里，我的生物钟完全被打乱了。

在那片工作环境中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任何事项都不能遗漏文字记录。因此，在交接班时，我们总是格外小心谨慎。无论是何时注射何种药物，还是哪位患者的用药需要调整，我们均通过口头方式完成交班，无法进行书面记录。即便是萝卜仅剩半截，那半截也要在冰箱中标记清楚；至于毛巾、衣物等物品，它们在洗衣房的位置、使用情况以及存放地，都必须交代得详尽无遗。这些要求均出自汪东兴以及我们负责护士工作的领导。严禁记录日记或任何形式的文字材料，此乃出于防范泄密之考虑。

我在江青身边工作了数年，我的爱人对此一无所知。彼时，主席病情已危重，一日我在家中小憩，江青来电催促我返程。我匆忙中随口抱怨，他方才猜到我或许在江青处履职。

起初，我是在生下女儿后，前往她的工作地点就业的。女儿于三月份降临人世，而我则是九月份抵达她所在的城市，短短几个月后便开始了工作。我们每周都会回家一次。在江青那里，我工作了三四年（这期间还包括了对江青的监护），始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。我们完全将孩子和家务抛诸脑后，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工作。

某日，我家孩子因感冒而发热、流鼻血，鼻血滴答不止。我虽心急，却无暇他顾。待我回家，只见她已昏昏欲睡地卧于沙发上。试想，我当时的感受会如何？赶紧将她唤醒，为她擦拭干净，并将饼干盒子置于暖气上，以便她醒来后有食物可吃。

护士与我同行时不禁责问：“你怎敢如此对待孩子？”我无奈地回答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实在请不起保姆，只得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。”每次外出，耳畔便回荡着孩子用力踢门的声音，那声音让我心如刀割。然而，又能有何办法呢？

李：江青和张春桥关系密切。

马：江青内心深处，对张春桥颇感在意。最初，她的关注点落在康生身上，继之而来，则是张春桥与姚文元。每当她决定观赏电影，便会邀请他们两人一同前往，这主要是因为王洪文独自拥有一间专用于观影的私人空间，他习惯于在家中独自观影。

在江青用餐的时分，任何人都不得置身于彼处。午前，她习惯于服食安眠药，服用后便安睡。至于晚餐，她似乎不像午餐那般闲适，有时用餐后便需即刻参加会议。我曾有一次亲眼目睹，她用餐时特意将张春桥召唤至席间，并命我至程师傅处为他备下一套餐具。我心想，这实属不易，因她进食时不容许有人在旁，亦不容许有饭菜咀嚼声打扰，唯有播放音乐或是保持极度安静。然而，那次张春桥却与她同坐一桌，面对面用餐。至于他们如何分菜，我不得而知。他们交谈甚欢，商讨着事务。

杨银禄（简称：杨）：在九大召开前夕，陈伯达负责起草九大报告。他撰写了一部分内容呈递给主席审阅。不料，主席对此并不满意，指示江青向陈伯达传达自己的不满，认为报告内容未能契合其期望。于是，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执。

当二人争执之际，张春桥与姚文元均默然未语。事后，江青将他们二人唤至十楼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：“我这是传达主席的旨意，陈伯达却还想继续纠缠，而你们两个竟无言以对，回去后即刻撰写检查书！”张姚写了检查。

李：这个检查长吗？

杨：它已落入我的掌心，然而我并未细阅其内容。篇幅仅有一两页，并不算长。

马：在我们的记忆中，张春桥通常不轻易表露情绪，而姚文元则显得有些不修边幅，有时甚至边走边穿衣，显得仪容不整。至于王洪文，他身边有服务员和护士相伴。那时，主席确实为他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待遇。王洪文似花花公子，不符副主席形象。

杨：张春桥与姚文元的秘书及警卫人员，均由我局警卫部门派遣。无论他们来自何方，均需经过警卫局的严格审查与选拔。唯有王洪文的秘书与警卫，系由上海随同而来。

马：主席逝世前后，江青有所举动。

自1976年8月20日起，主席身边始终有一支高效的急救团队全天候值班。在此期间，江青时常探访主席，其具体探望情形不得而知。她曾向医护人员提出：“能否为我进行全面体检？”医护人员不敢拒绝，于是为她进行了包括耳鼻喉科、口腔科在内的全身检查。

江青曾向主席身边的护士叮嘱道：“你们需掌握如何为主席擦拭汗水。”

9月2日，恰逢主席离世的前一周，我们陪同她一同前往了大寨。记得1975年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际，她曾莅临此处，并在虎头山亲手挖掘了一条备战用的战壕。此番重游大寨，她再次造访，却惊讶地发现战壕已被填平，不禁勃然大怒。她将郭凤莲唤至面前，严厉地斥责道：“你们落后了，骄傲自满了！”郭凤莲回应道：“我们已经修建了涵洞，既能作为战时防空洞，又能在平日里应对水涝灾害，发挥排水作用。”

1975年，她莅临大寨，此行的首要任务是摄影。她拍摄了大量照片，记录下自己头戴头巾、手持锄头与铁锹参与劳动的情景，以及与群众共同捆绑玉米等劳动场景。那段时间，她对摄影充满热情。此外，她还体验了骑马等活动。这次重返大寨，她得知主席病情严重，因此放弃了骑马和摄影。9月5日，值班人员接到通知，要求我们返回北京。于是，我们乘坐火车从阳泉奔赴石家庄，抵达石家庄后，我们又乘坐飞机返回北京，整个航程仅用了20多分钟。

在主席离世之际，确切日期已难以追溯（编者注：1976年8月28日），她仍特地前往小靳庄，向民众宣告：“我乃主席的使者，特此代表主席向大家致以诚挚的问候！”她指示邢燕子与侯隽两位代表知识青年致信毛主席，信函完成后，她叮嘱道：“你们在信封上注明‘请江青同志转呈主席’即可。”彼时，一位女青年亦附诗一首，与信件一同纳入信封之中。她在小靳庄举办了一场群众大会。

在主席病情加重之际，某日晚约11时，她毅然前往新华印刷厂，实地探望地震灾后生产恢复的状况。另有一次，她深夜造访清华、北大校园，慰问师生。我不得不随行，因此倍感疲惫。

关于主席去世，我记两事。

主席离世之后，她毅然决然地将所有衣物染成黑色，包括毛衣等，更特地订制了一套黑色礼服，以及一条宽大的乔其纱黑纱巾，还备有四条同材质的黑色手帕。然而，这种手帕因其不吸水的特性，在擦拭眼泪或汗水时显得颇为不便。

此外，主席离世的消息一经公布，国内外纷纷涌来无数信件。江青将这批信件细心地分成两堆：凡标注“政治局委员江青收”的，她将它们归为一堆；而那些标注“毛泽东夫人江青收”的信件，则被她放置在另一堆中。

往昔，江青曾对我数语相告，其具体缘由我已不得其详，然记忆犹新。记有一次，她于我们楼宇之大厅中，对我言道：“你在我的部门工作，我负责政治事务，担任主席在政治与国际事务方面的秘书。我通常不会犯路线上的错误。你加入我们团队，难道你不感到欣喜吗？”她就这样问我。“然而，在我国的职场中，也存在一定的风险。一旦修正主义势力掌权，我或许会面临杀身之祸，亦或是被软禁。尽管我并不惧怕死亡，但我最担忧的是，那漫长的软禁生活，让我陷入一种生不如死的境地。”

那时我大约三十岁上下，听闻她的话语，心中不禁感到几分恐惧。毕竟，我们都是生于和平年代的人，当时并未深刻领会到其中所蕴含的真正深意。回溯过往，实则她早已在精神上做好了迎接后来发生事件的准备。

马：随后，事件转向了对江青的抓捕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那是一个星期四，江青当时正被安置在中南海的二〇一室。那天，我刚刚下班，正忙于在院落的后方清洗衣物，脚上仅穿着一双拖鞋。突然，张耀祠从前方绕了过来，平日里他很少踏入后院。

惊讶之余，我询问道：“您怎么突然来访？”他回应道：“小马让我带你一起去。”瞧见我脚上穿着拖鞋，他提醒我：“换上鞋子吧。”于是，我顾不上清洗衣物，迅速回到房间换下拖鞋，紧随其后。

我并未询问他具体何事，然而那一刻，我的内心已然察觉到事态不寻常，且预感到这并非小事。于是，我随他而行，也觉得无需多问。毕竟，我们之间早已养成了一种默契，那就是不轻易探寻。

穿过走廊，便抵达了大厅的入口。他开口说道：“请开门，我们进去吧。”当我抵达门口，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——偌大的大厅两侧，站立着全副武装的战士，而这些人我竟一个都不熟悉。这让我意识到，事情恐怕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。

张局长指示道：“请开门入内。”我应声而动，未多言便推门而入。张局长亦紧随其后。步入室内，只见江青正半卧于沙发上，她习惯于办公时保持这样的姿势，一只脚轻轻搭在脚垫上。我默然站立一旁，而张局长随即向她宣布：“此刻，我必须向你通报一项中央的重要决定……自此刻起，你将接受隔离审查。”

宣布既毕，江青便询问：“能否再为我复述一遍？”短短数语，张耀祠遂再次为她朗读。江青稍作调整，便原地未动，低首沉思，虽不言声，却分明可见其心思纷飞，反复推敲。

张耀祠指示：“这些钥匙应当转交。”她询问：“应当交给谁呢？”“直接交给我。”江青起身，从裤兜里取出钥匙，小心翼翼地放入一个牛皮信封中，并用订书机封口。整个过程显得镇定自若，之后她还在信封上注明：“此信封请转交华国锋同志。”

她主动提议，需前往一遭洗手间。张耀祠便应允道：“自便吧！”那洗手间恰位于大厅的一侧，她遂前往。

此刻，张局长对我指示道：“为她准备一些必需品。”我逐一挑选了她的衣物、换洗衣物以及洗漱用品，然后将它们整齐地装入箱中。由于我常外出，此类事宜已变得熟练，不久便一切准备就绪。

整理妥当后，我步出她的卧室。一瞧，她依旧在厕所中逗留，尚未离去，估计已有十分钟之久。张耀祠便嘱我道：“进去瞧瞧。”于是，我轻轻推开厕所的门，走了进去。只见她正愣神发呆。我并未多言，她亦能心领神会我的用意。她稍作沉思，与我目光交汇，却未开口，随即缓缓起身，从卫生间走出。

我观察这个过程，她显得格外镇定自若，然而内心却充满了疑惑，似乎不断在思考着种种问题。我为她披上大衣，她先行一步，而我则紧随其后，手中提着箱子。推门而入，竟意外发现一辆鲜红的红旗轿车（先前并未察觉其存在），车内皆是生面孔，均为警卫团成员。后来方知，黄介元、马盼秋、高云江均在其中，其中高云江正是负责押送江青的小组长。入座后，我记得黄介元和马盼秋分坐两边，江青居中而坐，而我则被安排在拉开的中间小座上。高云江则坐在副驾驶位置。

那时天色已晚，夜幕低垂，能见度极低，我只好摸索着前行。

李：自此刻起，您与江青的定位均经历了显著变迁。

马：确实如此，一上车，车厢内静悄悄的，无人交谈，她亦未多言。车辆沿着既定路线前行，直至驶入地下室，而后在地下空间中盘旋，辗转了许久。

下车后，我们步入一间房室，我顿感此处似曾相识。四周环绕着半人高的水曲柳墙，那是因为在主席遗体安放于此之际，江青与姚文元曾来瞻仰，我亦随同前往。因此，踏入房内，我便立刻辨认出这处景致。我想，江青也应有所察觉。

踏入此处，我和江青初在陋室床榻上稍作歇息。江青好奇地询问：“此处是何地？”我回答自己也不甚明了。她环顾四周，目光最终落在台历上。她默默观察了一阵，并未多言。然而，我想她心中已有自己的判断。

江青初抵此处，所居之室遂演变为我们的值班之地，附带一间宽敞的大厅。其套间内部面积约为12至14平米，内设一张舒适的床铺、一把简约的椅子和一张实用的桌案。此外，还配备了一个水池以及一间独立的卫生间，更有澡盆一具，整体条件堪称优渥。自此，她便开始了在此地的日常生活。

高云江向她下达了几项规定：此间禁止阅读报纸，但可阅读书籍，包括《毛选》；若她有写作的意愿，可提供纸张与笔。总之，她被设定了数项限制。听闻这些规定后，她并未提出异议。起初，江青无所事事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渐渐开始动笔写作。

他们在生活上也对我有所嘱托：“你不能再像之前当护士时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了。然而，旁人又不熟悉她，不便过多干涉。你需要在生活上照顾她，却又不能过分亲密，需把握好这个分寸。至于她能够自理的，你得教会她自行处理。”听到这些，我内心感到颇为纠结！

李：不难想象您当时的心情。至于江青，她又是如何应对这种转变的呢？

马：江青来后，此地大变。

起初是关于饮食，正餐通常是一份荤菜搭配两份素菜，外加一碗汤。起初，她食欲不振，甚至表示不想食用这些菜肴。工作人员见状便将饭菜撤下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胃口逐渐好转，甚至开始享用半个窝头，对于一小碗米饭也能吃掉大半，这让她恢复到了正常食量，与往日并无二致。偶尔她会遇到便秘问题，这时她会主动增加粗粮的摄入。我认为，她最终想通了。

至于睡眠，这始终是她的一大难题。起初，她难以入眠，辗转反侧，一会儿将被子移至床头，一会儿又挪至床尾，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——那无尽的失眠让她备受折磨。那床都是硬木的，她这么多年来怎能睡过这样的床呢？睡不着就看书。给她看《毛选》，别给她安眠药。她就整夜地不睡。

我建议你在床上稍作休息，即便无法入睡，也请安心躺卧片刻。她依我之言，同样躺下，却依旧未入梦乡。

鉴于她的房门必须保持开启状态，无法关闭，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显得公开透明。黄介元等人正坐于此处，而几位陌生的战士则站立一旁，她不敢贸然开口说话。

起初，夜幕降临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然而，不知觉中，我竟在疲惫中沉沉睡去，这或许也是身心所迫的结果。大约三个月后，她的睡眠状况逐渐恢复正常，变得有规律起来。每当夜幕低垂，我们人数减少，例如我也步入梦乡，她便会穿着衣服悄然入睡。她从不脱去衣物。由于门不能关闭，众人皆可窥见，因此当她需要更换衣物时，便会选择在卫生间的小隔间中进行。

江青在生活自理方面亦经历了一段学习的过程。起初，她不懂得如何洗衣，更未曾使用过洗衣粉。我曾建议她亲自尝试洗涤衣物。她询问我该用何物，我便告诉她使用洗衣粉。她取来洗衣粉，却直接将其倾倒在衣物上。我随即指出，这样做会损坏衣物，应先将衣物放入水池，再将洗衣粉溶解于水中，待衣物完全湿润后再进行洗涤。然而，由于她已先行倒入洗衣粉，因此只能按照这种方式将衣物湿润并搓洗。尽管她未能彻底洗净，但我也已提醒过她。

继而又是她亲自拿起抹布，细心擦拭桌椅与床铺，这一过程她都是边学边做。起初，我还会协助她整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便逐渐放手。我偶然翻阅了她所撰写的日记（她的文字总是公之于众，随意摆放于案头），有言在先：“即便是昔日那般温顺、和善的小马，如今也想要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。”实则，我对她的态度并非真的那么蛮横无理，只是相较于往昔，我显得不再那般体贴入微。

在这段日子里，起初的几天尤其感到悲痛，日间我需陪伴她，而夜间即便她不愿入睡，我也得陪在她身旁。自她进入地下室的一周以来，我每晚的睡眠时间不过区区一个多小时。那时我感到压力颇重，精神状态也不佳。不禁自问，我这个护士怎么又成了看守？这难道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吗？时常陷入困惑之中，我原本睡眠质量就不佳，再加上这几日心头纷扰，思绪杂乱无章，难以梳理，心中倍感烦闷。

为了能好好休息，我打算先弄一些安眠药。于是便向负责送饭的俞师傅提出需求，请他帮我拿一些。他好奇地问是哪种药，我便回答说这是治疗常见不适的药物。

结果他给我送来了活血化瘀治月经的药。我一看说，你怎么给我送这个药啊？他说那送什么呀？我说治睡不着觉的安眠药。他说那我拿得来呀？他们不会给我的，我要给你送了还不惩治我呀？我也不能让你吃啊！

这怎么行呢，你不如赶紧把那东西拿给我，否则拖得越久，我真是难以承受。你务必要想方设法协助我，责任我来承担就是了。

又迎来了新的一天，他赠予我六片速可眠。哎哟，彼时见到这速可眠，我心中欣喜若狂！服下那药，一觉醒来，精神便得以恢复。

约莫一个半月后，我感到力不从心，便向上级建议增派一人替换，否则我难以继续支撑——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。日日不见阳光，睡眠不佳，食欲全无，即便美味佳肴也难以下咽。他们见我如此状况，也觉得难以忍受，最终提交了报告。究竟找谁合适？最终，中央办公厅服务处调来了一名名叫陈世冠的服务员，前来替换我，我感到情况明显好转。

李：自她加入后，你们是否需要各自值班12小时轮换？

马：非也，她平日里并不能完全取代我的角色，依旧以我为主导，她主要负责在我入睡期间给予关照。

李：她是在观察是直接进入套房还是选择在值班室落座？

马：她伫立在门口，那扇门，江青向来未曾关闭，无论日间、夜晚，抑或睡眠时分，始终敞开着。门外是一片宽敞的大厅，我们既可坐在门口，亦能在大厅中安坐，只因套间内并无座椅。

李：床和桌子各一张。

马：是的，另有一把椅子，然而那椅子始终是她所占据的，因此我们通常会选择坐在门旁。她的房门始终敞开，我们几乎能目睹她的一举一动。即便是她前往洗手间，我也得紧随其后；过去，这情形更是司空见惯。

某日，江青索求一本杂志，我们未能如她所愿，似乎存在某种限制。呈予她的，唯有《毛选》的前四卷，其他文献则被严格限制。至于她所撰写的具体内容，我们无从得知，此处有明确规定，禁止查阅。恰逢她完成写作，稿件便随意放置在桌上，我在打扫卫生时无意中瞥见了她关于我的那些字句，自那日起，我对她的目光与态度亦有所改变。

昔日，我在彼处任职，一切尚算顺遂。她虽曾对我发怒，但总体而言，对我颇为关照，并未发生什么重大波折；而我，对于自己应当留心与付诸实践的事项，无不一一留意并付诸行动。

李：在这段时间里，她是否与你交流过什么话题，或者表达过某些观点？难道她只是静静地待着，一句不说吗？

马：这感觉不太对吧？

李：我认为这实属不宜，您计划在这接下来的半年里，两人面对面却无言以对，这样的情景实在难以想象。

马：实则颇为尴尬。言语虽能出口，但具体内容却已模糊不清。她偶尔会提问，而我面对她的询问，总是以“不知”作答。

李：她都问你什么呀？

马：她似乎曾向门外某位人士询问过，然而此刻我实在想不起来了。

李：这是否涉及政治领域和形势问题？比如探讨华国锋、邓小平的相关情况？

马：她未咨询过邓小平等人。

李：她写东西时间多吗？

马：不多。

李：她写作时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，或是仅简略地写下两三条内容？

马：随兴而作，仅需寥寥数笔，每当灵感迸发，便随意记录，每篇耗时约十几分钟。

李：她最终提交的物品您未详阅其内容，但单看体积就显而易见了吧？

马：毕竟每一页纸张都难以承载所有内容，有时稍加整理，似乎便将所有琐事一并纳入囊中。

李：大概有一寸多厚？

马：嗯，差不多。

李：上方并未显著标识，诸如中央办公厅等机构名称。

马：的确，并无显著抬头。字迹以铅笔勾勒，始终是红蓝铅笔的笔迹。她习惯了铅笔的触感，因而从不随意涂鸦。

李：《毛选》中她无批注？

马：未曾有过，未曾有过。她仅是翻阅《毛选》随意看看，哪曾想过她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？你在一旁严密监视，我坐在此处，那份感受颇为不适。目前观察，江青对我们抱持着警惕之心，彼此间均存在着一份戒备。

李：她不和你聊家常？

马：不聊。

李：以前从未交流，如今这个时分，想必应该谈些日常琐事吧？

马：现在不聊天了。她心想：我和小马交谈，你那边墙头便能尽收眼底，再说了，即便告知于你，似乎也无济于事！

李：期间有人审讯？

马：在我记忆中，似乎是她参与过一次活动，那次是由黄介元及其团队策划的。我必须告诉你们，黄介元出面的频率堪称之高。他，年轻有为，敢于担当，更不惧言辞。“我从未涉猎过此类工作。”“那自然有人会指导你！”都是这种话，别无其他。

杨：黄介元在那时担任中央警卫团警卫科的副科长一职。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特点：首先，他的面色总是显得极为严肃；其次，他的嗓音洪亮而粗犷。

马：是的，言辞一旦出口，便能令人心生畏惧，颇具威慑之力。

李：没审讯过？

马：在地下室没有。

李：有领导人下来吗？

马：没有。那时，首要之务便是确保她的安全，让她安然无恙，绝不能发生任何意外。

李：除了这几位守卫，是否还有其他外人进入过此处？

马：仅有一名司机给她送饭。

杨：饭是给谁送的？

马：既为我们送，亦为她送。伙食标准一视同仁，她所食，我等亦同。

提了意见。在这儿的居住环境让我感到十分不适，已经三个月未曾见到阳光，感觉整个人都失去了往日的活力，能否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调节呢？他们后来说道：“你给我们批了个太阳能灯的提案。”众人便轮流坐在那里，检验其效果。我在这待了整整3个月，期间曾被允许回家短暂一遭。

李：她作息如何安排？

马：起初，我感到有些混乱，这种混乱源于她难以入眠，辗转反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甚至无法分辨日夜，因为她没有时钟，时常会询问我当前的时间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她的睡眠状况逐渐好转，形成了较为规律的模式。大约在三个月之后，她每天晚上都会按时入睡。

李：她通常10点左右睡觉？

马：她通常不会在十点钟就入睡，往往辗转反侧，难以成眠。大约到了十一二点，她才能渐渐进入梦乡，睡眠质量尚可，甚至比我还要好，偶尔还会伴随着轻微的鼾声。

李：从大众的视角来看，人在面临如此重大的命运转变时，往往感到孤立无援。在这样的关键时刻，人们渴望找到倾诉的对象，尤其是女性，她们或许更需要一种方式来释放情绪或寻求宣泄。

马：她并非如此，她与常人迥异，鲜少听闻她主动向他人言谈。

李：她晚上十一二点睡，早上几点起？

马：晨光初露，大约在六七点钟的时分，偶尔也有在五六点钟的清晨醒转，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。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是在六七点钟起身。醒来后，她会亲自刷牙、洗脸、梳理头发，所有这些日常事务都由她亲自打理。毛巾同样是她自己洗涤，那时，她已经显得相当正常了。

李：7点半吃早餐，挺规律的。

马：确实如此。在上午，她偶尔会在屋内漫步，不越出她的居所，只是从宽敞的卧室走到卫生间，再从卫生间返回卧室，来回踱步。有时，她双手背于身后，仿佛在沉思默想；有时，她则坐在椅子上翻阅书籍；还有时，她伏案写作。日复一日，她的生活大致如此。午饭后，她也会小憩片刻，大约躺上一个小时，但她不一定能入睡。我们不会打扰她，任由她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睡多久。

李：她上午与下午的活动几乎一致，难道真的无所事事吗？

马：确实无甚要事。她口中所言之事，不过是日常的饮食、安寝、漫步于街头巷尾，偶尔浏览一些物品，或是记录下几行文字。

李：她躺得多还是坐得多？

马：大致而言，她多数时间还是选择卧床休息。在坐着的时候，她常坐在凳子上，面前桌上堆满了书籍，旁边散落着纸张与笔，营造出一种家的氛围，却又不似家中那样办公。在这里，她通常会手持一本书籍翻阅。她看书时多选择坐在凳子上，卧床阅读的情况极为罕见，若非短暂片刻，她便会躺在床上。近期，她的生活相对宽松，随心所欲地看书、写作、散步，或是去洗手间，只要不违反规定，我们通常不会过多干涉。起初，她曾遭遇便秘，坐在马桶上的时间较长。

李：她饭量怎么样？

马：起初，她食欲不振，有的食物拿过来最终还是放回原处。然而，我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，仅短短数日而已。随后，她的胃口逐渐恢复，饮食量也与以往相差无几，饭量颇为可观。她能吃掉一大碗米饭的大半，对此我感到惊讶。她自己也有所察觉，她提到大便仍有些干硬，因此她决定增加粗粮的摄入。

我并无他念，唯一宗旨便是严格执行既定政策，确保任务顺利完成，并保障她的安全。身为一名护士，我始终秉持医疗保健的宗旨。过去，我的职责是确保她的健康；而如今，我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她的安全，避免任何不测发生。她的不满仅能向我倾诉，我亦坦言自己不愿久留此处，这让我比以往更加疲惫。原班次结束后，理应能享受一场美梦，然而此刻，我只能勉力支撑，忍受着困意。表面之上，我不得显露出一丝疲惫与憔悴之色，因此，我特地请求调整光线，借此提振精神。

李：她吵闹过吗？

马：固然情绪起伏波动剧烈，但她始终未曾流露于表，未曾如他人那般纠缠不休。日复一日，她依旧整洁利落，不见一丝凌乱。

李：她的衣服全黑了吗？

马：多数情况下，衣物中也有蓝色的。自主席离世后，她将所有衣物，包括毛衣等，皆染成了黑色。在我逗留期间，她始终身着自家的服饰。

在临行前往秦城监狱之际，我遵照命令为她整理行囊。在为她挑选合适的衣物，并妥善打理后，我将一切放置于车内。我们一同坐在车内，缓缓驶离。那日清晨，阳光明媚，光线璀璨，我们沿着道路前行，直至抵达秦城，那里便是监狱的所在……

李：请详细描述这个过程。

马：1977年4月10日，黄介元在交付押送任务后，与我联系。他告知我凌晨将更换地点，并让我先自行整理好所需物品。我们完全遵从黄介元的安排。他询问：“各位的准备工作是否已完成？”我回应：“一切都已准备就绪。”

随后，他径自走向江青的房门（他通常只是站在门口，而不踏入她的居所），对江青说道：“今天咱们换个地点，戴上这个。”江青应声答道：“好的。”她缓缓步入卫生间，稍作停留后，便顺从地戴上了手铐。我携带着江青的衣物，将她安置在车内，她全程未发一言。

李：江青无反应？

马：未曾有过。有时外界传出的信息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。她当时的神态确实异常平静，仿佛对自己未来的道路早已有所预料。抵达秦城监狱后，两名女警将其强硬地带入了囚室。

李：架进去的？

马：无论怎样，两边各有一人将她引入其中。狱方将江青接入，我们向狱警详细说明了江青的饮食和睡眠习惯，并移交了她的衣物。随行人员随后乘坐车辆返回。

杨：听说她途中要上厕所？

马：她言及需寻便利，却被押解之人告知，目的地即将抵达。

李：送后便消失了吗？

马：对。

李：你当时是否已预感到这可能是与她的最后一次相见？

马：意识到了。然而，我相信国家不会对她采取过分措施，因她毕竟是主席的夫人。然而，她将不会享有过多自由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

自1976年10月6日起至1977年4月10日止，历时187天，8341部队圆满完成了对“四人帮”的隔离监护任务。在这段近六个月的时间里，我过得浑浑噩噩，竟然误以为只过去了三个月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仅回了一次故乡。那日，是我阔别数月后，再次得以呼吸那清新空气、沐浴在那温暖阳光下的难忘时刻。

马：岁月如梭，回首往昔，我在同事中算是较为幸运的。她似乎并未对我多加指责。毕竟，我是她所期待的那个人，各项条件均符合要求，且科班出身，且有子女相伴。她认为我性格温和，因此对我的工作表现颇为满意。

整体来看，她的日常开销并无太多异常之处，唯一略显不同的大概是她那不甚和善的性情。此外，我们在饮食方面发现她颇有些讲究科学，所选择的食材也多属平价，并无过多奢华之选。

在穿衣方面，她并不追求时尚潮流，只注重保暖。她不偏爱新款服装，衣橱里的衬衣大多为旧款，质地以棉为主。她使用的护肤品源自小药房定制，且从不依赖化妆品。至于首饰，她更是未曾佩戴过。

确实如此，长时间的乘车之后，我们便会让车辆停下，陪她散步片刻。

担任她的护士确实颇为辛劳，她那闲不住的性子在家里、外出时，甚至在车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然而，我们应深思，她所要求的护理服务内容和方式，实则对她的健康大有裨益，且十分适时。例如，随着冬日的临近，她在秋末便已将冬装准备妥当。而冬日过后，随着春天的脚步渐近，春装也早已备齐。

我所提及的这套服饰并非单指一二件，从衬衣至外套、大衣，皆是一套搭配。色彩上，均为顺色相配。我深感其讲究之处，同时亦符合人体生理需求，穿上之后，更显得体大方。

此外，她的心灵手巧亦令我由衷敬佩。她身着一套由她亲自设计的蓝色长裙，显得格外别致。“让我先来试试。”随后，她将众多衬衫改为无领款式，并提议女战士的制服、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的工作服也应作出相应改变。

在制作这套服饰的过程中，她不时地征询我们的意见，询问这样的设计是否合适。我认同这确实别具一格，便回应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。”

此后，浩亮、于会泳等人为她制作了两顶假发。她原本是打算将它们梳成辫子状并盘起，我推测她的初衷是为了增添一份高雅的气质。然而，我们觉得这样的造型并不习惯，她因此并未将它们带出门外。她的这一意见，我们确实已经采纳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她不仅着眼于个人的美丽，更是在深思熟虑中，考虑到这背后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形象。

江青在马桶边蹲坐，手中却依然翻阅着文件，其中一些甚至被她递交给主席审阅。然而，我深感她对自己能力的估计过于偏高。我记得曾有一次，她将邓小平引至十楼，径直对着他的鼻尖说道：“嗯，主席待你可谓三分对七分错，而我只要四六分便心满意足。”此言意在强调主席对你的关照已是颇为周到了。

无论如何，我在那些服务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工作中，未曾有过丝毫的懊悔。